在语义和语法之间划分一条十分明确的界线是困难的。帕尔默指出，越是详细地研究语法， 就越能意识到语法和语义之间的密切联系。因此，“重新语义化”其实也是与语法的斗争，是对 语法的纠偏。“虽然女作家们无法跳出父权制和男性作家创造的文类，但是她们可以像艾米莉· 狄金森说的那样，‘讲真理，但以倾斜的方式来讲”，倾斜的逻辑，或倾斜的语法，构成了女性写 作的批判性的言说方式。在广义的层面上讲，这种倾斜，最终导致话语重组，导致新的叙事话语 的出现。 对于90年代的中国女性写作而言，“倾斜的方式”首先是“我”在叙述中作为主语频频出现。 这是一种努力，即将小说中的主人公塑造成积极的说话主体。由于强调“我”在语言中的主体位 置，“我”作为一个支点导致了语法与逻辑倾斜。 我已经再也抓不住自己那可以对应她的话的明晰思路了，我的嘴唇仿佛先于头脑进入了一 片寂天寞地的空洞之境，我只能徒劳地张着嘴，发不出声响。我感到身边是一团团灯光黯淡 的气流，冰激凌一般幽香沁腑的滋味，我昏昏沉沉掉入一团光滑的白色之中。……当我的手 指马上就要触摸到那一团凉凉的模糊不清的白颜色时，一面意想干到的墙垣拦住我的去 路，它顺着遥远却又格外近逼的光线驶进我的耳鼓，然后我发现那堵拦路的墙是我肩上的 殒楠的声音，我听到殒楠说……(陈染《破开》)